在这样的情况，使得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进一步放大，以及越积越大。
在这里，我没有在贬义上使用泡沫一词，在我的理解中，泡沫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然要出现的一个现象，区别只在于泡沫的来由，泡沫的程度，以及经济体承受泡沫的能力。不是他们不想动员，而是他们知道，在股改之后他们已经无需动员。
在全球金融体制越来越开放、金融效率越来越高的今天，泛滥的流动性可以在瞬间涌入任何一个他们感兴趣的资本市场。但这并不等于说，流动性过剩就一定会导致牛市。这两年，在关于股市的许多私下交谈中，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这句感叹。但在我看来，这句话更加精确的说法是：升值不息，泡沫不止。这种观念植入在徐工案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我们还是要勉为其难，用信心这个概念来梳理一下中国牛市。当然，没有充沛的流动性，牛市就成为无源之水。但是它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这种类似于马克思分析过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偏差，造成了一系列例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以及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不能运转了。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一下，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
像公费医疗费体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身上了，农民却缺医少药。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的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出路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第三，从市场化改革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但是，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那么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它的办法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比如说前面讲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
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甚至改革的方向完全错误。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买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这样的资源，就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困难。
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还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作出的决定以后，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这个改革似乎就停顿下来了。
中国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地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在2003年到2007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
党中央一再强调《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法律，但是这个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干预和坚持，很可能就在2006年就给搅黄了。关于这个问题，在2003年年末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
面对这样的许多问题，如果我们仍是头疼医头，扬汤止沸，而不是依靠改革建立有效的制度，恐怕很难解决得好。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去对待它，去解决它。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上75比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快速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
以致编出了种种把问题归罪于改革的顺口溜，广为流传。又比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也没有超过35%。
就建设法治国家来说，它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却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配置的。
我觉得胡总书记有三段话讲得非常好，值得我们仔细地品味： 第一段话：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严峻挑战来自何处 为了要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
但是现在看来，这仍然不够。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价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
你说这个责任是在改革还是在没有执行改革决定呢? 现在就留了好多这样的问题，有的改革决定得到了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贯彻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而我国内地大部分县以下单位并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
那怎么来约束权力呢?唯一的办法是靠法治。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西欧国家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
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事权过度分散，要更加集中。
发布评论